“我能想象得出 ,马加爵杀人之前是怎样的绝望。”在北京一所师范院校就读的大一新生张凯说。
张凯来自山西省晋城泽州县泊村 ,父母都是农民。这一年他的学费来自全家亲戚的东拼西凑 ,小他 3岁的妹妹因而被迫中途辍学。这所师范院校今年的学费为 5000元 ,加上其他费用 ,张凯在交纳了将近 7000元后得以入学。
张凯只是大学校园里贫困生群体中的普通一例。据权威统计 ,目前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已近 30%,特困生比例为 10%～ 15%,贫困生人数将近 300万 ,绝大多数来自农村。
“我如何努力也无法融入”
采访贫困生的过程并不顺利。有的人婉拒了 ,有的干脆态度冰冷地突然挂掉电话 ,在记者拿捏语气刚刚表明采访意图的时候 ,另一些贫困大学生却是心态开放而友好地接受了采访。来自内蒙古的赵杰说 ,“我们缺少的正是一个倾诉的渠道。”
“中学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到城市。周围同学的生活方式刺激了我 ,他们家里的条件好像都不错 ,这从他们花钱的样子就能看出。”就像马加爵一样 ,那种隐而不发的沉重感从中学时代就伴随着很多来自农村的贫困生。
卢林生于福建一个普通农家 ,父母靠卖水果维持生计并供养他读书。“赚钱很难 ,有时候荔枝只卖到三四毛钱一斤。”卢林说 ,高中时代他一直深感自卑 ,“我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是农民。有段时间 ,我甚至仇视我的家庭。”卢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
贫困生在进入大学前就普遍背负着深重的压力 ,考上大学是他们认为可以改变生活的惟一方式。“第一年没考上 ,心里特别难过。家里砸锅卖铁供我读书 ,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我选择了复读。”张凯当时所在的中学是重点中学 ,但他最后去了一所教学质量非常一般的民办学校复读。“他们答应免掉我全部的学费。”那一年 ,张凯憋足劲 ,最终考到北京。
“报考师范 ,当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学费相对低 ,而且补助也稍微高点。”一位来自山东的学生说。有调查表明 ,经济资源的匮乏直接影响了农村考生报考志愿的取向。“热门专业、名牌院校的分数和学费往往高于一般学校和专业。冷门专业和院校 ,像农林师范类院校 ,不仅有学校的各项补助而且还有降分的优惠。相对前者 ,后者对农村考生的吸引力更大。”
在这一过程中 ,一些农村考生被迫放弃他们曾经的梦想。“我其实并不想当老师 ,一直想学计算机 ,理想中的学校是清华或者北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但我不能只为自己考虑。”
更致命的沉重感出现在进入大学之后 ,首先来自于经济上的窘迫。根据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所做的调查 ,北京高校中 ,月生活费不足 200元的大学生可视为贫困大学生 ,不足 100元的为特困生。按照这一标准 ,贫困生目前占北京高校在校生总数的 15%以上。
调查同时发现 ,七成以上的贫困生认为受影响最大的是日常生活 ,如吃饭问题 ,为节约伙食费 ,一天只吃两顿或饥一顿饱一顿的现象很普遍。一位在西安读书的学生在电话里说 ,她曾经在洗澡的时候晕倒过两次 ,医院说是严重营养不良。
“大家相约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总说没时间。这种集体活动我几乎都不怎么参加 ,孤独感是有的 ,但我又能怎么样呢 ?”来自内蒙古的赵杰已经是研究生二年级了 ,她常常觉得心头的负担几乎就要超过自己忍受的极限 ,“我要为父母还那些欠下的债 ,还要供弟弟和妹妹读书。这个家里惟一能依靠的人就是我。”
为了解决困境 ,贫困生们常常为增加收入而在课余奔波。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同学 ,都在外面做家教 ,有的还同时兼做 3份。
贫富差距在宿舍这个小环境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来自福建的卢林就将其宿舍的 7个人划分为四个阶层 :实现小康生活的 (两位同学的父亲都是老板 ),温饱向小康迈进的 (三位同学来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 ),解决了温饱问题的 (一位同学来自条件还过得去的农村家庭 ),而他自己则是“在饥饿和温饱线上挣扎的人”。
城市生活也给贫困生以冲击。贫困大学生多数来自农村 ,他们进入大学首先要接受的是城市社会化过程。但城市本身和城市学生给了他们疏离感。“没钱我可以通过家教来补。但农村和城市巨大的文化差异 ,始终让我感到孤独。我如何用力也无法融入。”一位农村学生真诚地对记者说。他们因此对自己天然的不足感到“羞怯”。“刚到北京时 ,看到这么多高楼、博物馆、立交桥和地铁都很激动。但新奇感一过 ,就发现有些东西你无法享用 ,因为你没钱。有的东西则是因为你并不拥有这方面的素质。”
正如一位农村学生所言 ,“对我们农村人来说 ,城市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们是在从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往高处走。这个过程中我常常能感到自己的不足 ,比如你的普通话讲不好 ,不懂音乐和计算机 ,没有那么多见识。这些‘短’常常在折磨着我。我无法自信起来”。
但不是贫困大学生都有心理困境。广州某高校的张梅说 :“我来自粤东山区 ,父母都在农村。贫困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与同学们相处得也很好。这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 !”
宽容些 ,友善些
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 ,“贫困大学生群体”这一概念出现的标志性时间是 19 9 8年。当年中国高校招生收费全面并轨 ,免费上大学成为历史。次年 5月 ,国家教育部宣布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这直接带来了高校贫困生的大规模增加。
自 19 80年代以来日渐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也无可避免地体现在校园里。一位 89级大学生回忆 ,他当时读书时并未感到有多少经济方面的差距 ,在 9 4级大学生应峻眼里 ,虽然自己来自农村家庭 ,但求学期间花费上并不感觉特别紧张。他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来自城市。当时经济差距无非是“吃小炒”和“普通灶”的区别。
时间流转到 19 9 0年代后期 ,校园风景变化很大 :有人开着私家车上课 ,有人却仅靠两个馒头度日。而校园里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隔阂也更多地显现出来。
“我们寝室 6个人一间公寓 ,条件很不错了 ,可是有 1个是乡下的 ,他可把我们害苦了。以下几点就是我们对农村学生的认识 :脏————不讲卫生可以一个星期只洗一次澡 (这里可是湖南 );土————衣服土得要死 ,还净是些地摊货。只晓得穿烂得稀烂的西装 ,还打领带 ,要多土就有多土 ;爱占小便宜————无论买什么都斤斤计较 ,任何东西能省则省 ;没公共道德————我们看书的时候跟老乡大声喧哗 ,上厕所不冲水 ;路痴————上街从不知道路的 ,人又憨 ,买的东西都是笸箩货 (假冒伪劣产品 );学习一般————也不比我们好。”
这则短文最先流传于某校园网。它引发了数以百计的跟贴和声讨。有人认为 ,其残酷就在于 ,直言不讳地捅破了横亘在城乡学生之间那层心照不宣的心理隔膜。
心理学者感慨 ,我们缺乏对贫困大学生处于真正理解之上的“关注”。“他们的问题不是自己造就的。我们是否给了他们多一点的理解呢 ?”对于贫困生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许燕如此评价 ,许燕长期致力于贫困大学生心理专题研究。
许燕认为 ,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 ,农村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因为他们承受的变化更多。
这些变化来自四个方面 :环境不适应 ,农村和城市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 ,农村学生对很多现代化的东西 ,譬如手机、电脑甚至饭卡 ,都不会用 ;学习不适应 ,在当地学校出类拔萃 ,但到了大学 ,渐渐失去优势 ,面临重新定位。农村教育多是“死读书” ,而大学强调素质教育 ,一些贫困生在学习方法上一时难以转变 ;文化不适应 ,在心理学上 ,有一种理论叫“文化自我中心论” ,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很多习惯 ,包括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 ;心理不适应 ,很多贫困大学生有不平衡心理 ,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 ,对其他同学有所排斥。他们表面上显得自强 ,甚至很自负 ,但事实上内心脆弱而自卑。
这些种种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 ,而这一过程则取决于个人性格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一部分人由于改变和适应没有很快得到理想回报 ,就变得十分消极 ,不再试图改变自己。
心理学研究认为 ,越是感觉到不足的地方就越容易敏感。虽然这些不足并非其个人造就。张凯就有这样的体会 ,他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 ,有时候就不敢开口说话。“常常有人笑 ,我越来越不愿意说话 ,性格好像更内向了。”
在此种情况下 ,外界环境是否宽容友善就显得格外重要。以马加爵为例 ,心理学者分析认为 ,其心理根源就在于他在各方面感觉地位都比较低 ,常常出现在被选择的位置上。在这样的心理境况中性格自然不会开朗 ,越自闭就越没有朋友 ,终成恶性循环。
鼓励他们心理自立
来自福建的卢林说 ,他大学期间最痛苦的经历是去年的一个晚上 ,宿舍几个人表决商量“要不要让他搬出宿舍”。原因是他无法和他们讨论一些“时尚”话题 ,也没有钱去参加他们集体的出游 ,因此被定性为“不合群”。“他们商量到凌晨两点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卢林最终调换了宿舍。宁夏大学近日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撼 : 73. 27%的贫困生对生活状况不满意 , 64. 51%的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 , 52. 53%的贫困生存在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
如此的心理暗流在大学校园里四处涌动却无宣泄之处。“我想象不出在陌生的环境中如何向陌生人说自己的事” ,内蒙古的赵杰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虽然她所在的北师大在心理咨询方面有颇好的口碑。赵杰说 ,压力实在太大的时候她更习惯找几个好朋友说说。
男生则连找人倾诉的习惯都没有 ,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自己熬过去”。“我常常感叹北京之大 ,却找不到一个能大喊一声的地方。难受的时候 ,我就去操场跑步 ,一圈接着一圈。”来自山西的张凯说话时有点委屈。
在马加爵事件发生后 ,云南、上海各高校开始为入校新生建立心理档案。大学生心理问题在马加爵事件后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心理学教授许燕认为 ,此举绝对是必要的。她认为 ,对于贫困生而言 ,与经济自立相比 ,心理自立更为迫切。 19 9 8年 ,许燕曾对 30个贫困大学生进行了跟踪 4年的心理咨询实验。 4年后 ,其中一半学生被保送或考上研究生 ,他们的性格多数变得开朗而自信————入学时 ,这些人曾被认定为有严重心理疾病。
许燕认为 ,心理咨询目前所以没有被学生广泛接受 ,一是因为尚未适应 ,二是因为目前提供心理咨询的人员不够专业化。
另一种全新的救助尝试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 2002年 ,福特基金投入 200万美元用于“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据悉这是福特基金目前对中国教育项目提供的最大一笔资助。
“在做项目之前我们走访了西南 8所学校 ,就是想搞清楚贫困生他们最需要什么。原来传统的方式就是给钱 ,决策的过程也是由校方决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倾听学生的声音。”该项目负责人郝冰女士对记者说。
在调查中 ,工作人员就发现校方和学生存在分歧。“一开始 ,校方管理者认为 ,我们就是缺钱 ,给我们钱买硬件让学生用就行了。但学生们在做问卷时 ,却认为自卑和孤独自闭是他们最难解的心理问题。”有学生就说 ,穷 ,我们可以少吃一点 ,但心里的苦想什么办法也排解不了。福特基金调研发现 ,提高贫困生的能力是解决其心理问题最好的方式。与以往单纯“奖、贷、助、补、免”等直接经济资助手段不同 ,福特项目通过组织培训、心理咨询、创办社团等方式 ,使贫困生在个人技能 ,沟通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方面得以全面提高。
在项目原则的鼓励下 ,西南 8所高校为贫困生专门建立了计算机室、免费英语和普通话培训及各种社团组织等。教育部有关人士也表示 ,福特项目以提高贫困生个人能力为目标的资助手段值得社会借鉴。
贫困大学生问题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结构性问题 ,采访中各界人士均表示 ,简单地靠开“心灵鸡汤”和小范围的能力资助作用相当有限 ,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靠来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一直专注于教育公平研究的学者杨东平就认为 ,最迫切和彻底的方法 ,一是降低高校学费标准 ,使其不要超过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二是建立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
(本文涉及的所有贫困生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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